今天我們關注--時政熱點：從紅軍長征中學習運用六大思維能力。

作者：金文斌(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慶師范大學教授);林成華(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zhàn)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領導干部要加強理論修養(yǎng)，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懂弄通做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掌握貫穿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高戰(zhàn)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善于從紛繁復雜的矛盾中把握規(guī)律，不斷積累經驗、增長才干。

80多年前，我們黨領導的紅軍，以非凡的智慧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zhàn)勝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勝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人成功運用戰(zhàn)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解決當時緊迫而又復雜問題的典范。作為新時代的領導干部，應該從彪炳史冊的紅軍長征中學習并善于運用六大思維能力，以更好地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

1.戰(zhàn)略思維能力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逐漸升級，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長征途中雖然面對的形勢異常艱難，但始終沒有放棄“北上抗日打東洋”的宣傳，始終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站在民族道義的制高點上，在戰(zhàn)略上贏得主動。

針對1935年日本對華侵略的擴大，國民黨當局喪權辱國地把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致使中華民族又一次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奔赴抗日前線聯(lián)系在一起。1935年8月1日，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大會上發(fā)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yè)而奮斗”。同年11月,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于11月13日、28日連續(xù)發(fā)表《抗日救國宣言》,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號召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共同對日抗戰(zhàn)。與國民黨面對日本侵略采取的妥協(xié)的不抵抗主義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反響，廣大民眾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高舉抗日大旗，積極抗日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勝利啟示我們：一個黨要立于不敗之地，必須立于時代潮頭，緊扣新的歷史特點，科學謀劃全局，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堅定不移實現(xiàn)我們的戰(zhàn)略目標�！�

新時代的領導干部要善于把握事物發(fā)展的總體趨勢，從政治上把方向，從全局上看問題，從長遠上明得失，從根本上抓大事。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全局了然于胸，始終把全局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增強“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戰(zhàn)略定力，切忌“剪不斷，理還亂”的搖擺不定。

2.歷史思維能力

在《西行漫記》一書中，長征勝利結束后，毛澤東同志曾對斯諾說，強渡大渡河是長征中關系最重大的一個事件，如果當初紅軍渡河失敗，就很可能遭到殲滅。這種狀況，在歷史上不是沒有先例的。太平天國時期，石達開率領的十萬太平軍將士在大渡河遭到清軍的包圍，全軍覆滅。國民黨叫囂“要朱、毛成為石達開第二”，讓紅軍重演一次太平天國的歷史。而中國共產黨人“知道石達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貽誤軍機”。

此外，據當年目睹石達開失敗的一個老翁對陳云同志說，太平軍和石達開之所以失敗，還有一個，就是他不知道對待少數民族——彝民應有的態(tài)度。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決心不要重蹈他(注：石達開)的覆轍”，指揮紅軍迅速地北移到四川境內，并且很好地執(zhí)行了民族政策。在船只太少、渡河緩慢、追兵迫近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決定另辟蹊徑，紅軍主力沿大渡河右邊而上，強行軍120里，搶奪上游的瀘定橋，終于強渡了大渡河，使紅軍避免了太平軍當年悲劇的重演。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tǒng)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中國共產黨人從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中找到了原因，吸取了教訓，得到了經驗，勝利地渡過了大渡河。新時代的領導干部要多讀些歷史，了解中國和世界曾經發(fā)生的事情，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得出科學的認識，從歷史規(guī)律中把握發(fā)展趨勢，用來解決自己當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同時，歷史和現(xiàn)實是相通的。從歷史本身出發(fā)理解歷史，就能從“走過的路”中找到做事為人的“最好的營養(yǎng)劑”。此外，還要樹立唯物主義歷史觀，充分尊重歷史，敬畏歷史，歷史地分析問題，評價人物，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有這樣，才能升華領導干部的思想境界，提高駕馭復雜局面的工作本領。

3.辯證思維能力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在大敵當前情況下，抓住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領導指揮上的錯誤問題來解決。

周恩來同志曾回憶說，遵義會議的主旨是糾正軍事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作戰(zhàn)，軍事路線最緊迫。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很多人暫時會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周恩來同志感嘆“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點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事業(yè)越是向縱深發(fā)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

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運用辯證思維，抓住當時最緊迫的問題，解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才能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成功召開會議。這要求新時代的領導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關鍵環(huán)節(jié)，找準重要部位，分清輕重緩急，在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中尋求發(fā)展之道，使之成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同時，要洞察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透過表象找規(guī)律，既看到其中的機遇，前途是光明的，又看到面臨的困難，道路是曲折的。此外，還要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的關系、當前和長遠的關系、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克服極端化，避免片面性。只有這樣，才能增強領導干部的辯證思維能力。

4.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

紅軍長征途中四渡赤水戰(zhàn)役，是毛澤東同志直接指揮的運動戰(zhàn)。他創(chuàng)造性地把歷代兵家的謀略，如出其不意、聲東擊西、避實擊虛、誘而取之等運用得淋漓盡致，讓3萬多名紅軍巧妙地穿插迂回于幾十萬敵軍之間，在機動中創(chuàng)造新的戰(zhàn)機。紅軍從戰(zhàn)略的被動中，打破了敵軍的圍追堵截，牢牢地掌握了戰(zhàn)役的主動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chuàng)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正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四渡赤水出奇兵，生動地再現(xiàn)了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的巧妙運用。新時代的領導干部要在工作中突破常規(guī)、打破慣例，擁有敢于探索實踐、敢于破除迷信的斗爭勇氣。同時，要尊重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鼓勵同事和下屬多出創(chuàng)新的“金點子”，并積極吸收，大膽采納。除此之外，還要營造寬容失敗的氛圍，不要動不動就“扣帽子”“打板子”，把糾錯容錯的機制健全好、發(fā)揮好。

5.法治思維能力

1934年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fā)布的《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zhàn)斗的政治指令》等就明確指出，“堅決的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xiàn)象斗爭”。要求每一個紅軍將士嚴格執(zhí)行黨的紀律，不侵犯群眾利益，不侵占民宅，不違犯禁令，不強買;同時專門成立紀律檢查隊，對部隊執(zhí)行紀律工作進行監(jiān)督檢查。在經過少數民族地區(qū)時，總政治部又發(fā)布訓令，要求紅軍將士絕對地遵從少數民族群眾的風俗習慣，絕對禁止對少數民族進行騷擾，反對大漢族主義。紅軍長征途經地區(qū)有半數以上為少數民族聚居區(qū)或雜居區(qū)，但紅軍將士模范執(zhí)行紀律的行為受到了沿途群眾熱烈歡迎和真心擁護，徹底打破了敵人利用民族矛盾和地方宗教勢力消滅紅軍的陰謀。

由于長征需要不斷進行戰(zhàn)略轉移，很多情況下軍隊紀律就代替了法律。有的紀律規(guī)定基本與蘇維埃政權的刑法等法規(guī)類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huán)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漫漫長征，紅軍將士無論是缺醫(yī)少糧，還是風餐露宿，始終嚴守紀律、秋毫不犯。這要求新時代的領導干部在工作中要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觀念;必須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紀守法、捍衛(wèi)法治，厲行法治、依法辦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正確行使權力，忠實履行職責，讓人民群眾從我們的工作中真正地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堅決杜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堅決防止黨紀國法成為“橡皮泥”“稻草人”，堅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6.底線思維能力

面對敵軍不斷壓縮中央蘇區(qū)空間，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被迫戰(zhàn)略轉移，走上漫漫長征路。面對敵軍的圍追堵截，遵義會議后為在戰(zhàn)斗中盡可能多地減少傷亡，以取得勝利為最低目標。1935年3月10日，在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不能“啃硬”的意見一時不被大家接受，但他為了減少紅軍不必要的傷亡，深夜獨自一人提著馬燈，先后到周恩來住處和朱德住處深談，最終說服二人。3月11日早上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毛澤東同志說服了大多數與會者，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避免了一次將要發(fā)生的重大損失，又一次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對一些重要領域要堅守底線進行了深刻闡述。

紅軍長征時期以保存有生力量取得勝利為最低目標，避免了許多損失。這要求新時代的領導干部在工作中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提高政治站位，明明白白地知道哪些事情是最不可逾越的警戒線、高壓線、紅線。同時，即使看到前途一片光明時，也不要忽略腳底下道路的崎嶇不平，凡事從最壞處準備。此外，領導干部不能把底線思維簡單地當作懶政、不作為的借口，要在底線上做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底線思維的能動效應，視困難為考驗，把挑戰(zhàn)當機遇，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紅軍長征路上，中國共產黨人運用戰(zhàn)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解決當時緊迫而又復雜的問題，不是單一的、逐個地使用，而是在整體性視野中綜合運用，這也要求新時代的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深入調查研究，打好六大思維能力組合拳，以釘釘子精神狠抓落實，不斷在新時代長征路上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示范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yōu)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紅色文化融入《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教學全過程研究’”〔批準號19JDSZK053〕的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11日 05版)